第二个矛盾你刚才讲到中国的“三农”问题，如果每年转移一千万到城市，新增是一千个消费群体，这种观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相对的就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市场经济不够深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是城市的市场经济，农村相对不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农村广大的消费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这也是我们国家这几年为什么连续扩大内需的原因，光靠把这些人口从农村平移到城市，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消费增长的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找到和这种途径以外的另外一种途径呢？

　　龙永图:实际上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劳动力素质比较低，中国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事情，第一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因为我们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之所以在全球具有相对优势，首先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很低，这是我们的一个强项，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强项，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任何国家要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我们的相对优势就在这，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这个相对优势丢掉，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然后成为新的市民，然后他们的素质会逐步的提高，另外我们并不是仅仅有低劳动力素质的劳动力，我们有相当中、高劳动力群体，应该说我们中国每年毕业400万到500万的大学生，每年生产200万的工程师，每次我在国外讲到这就轰动，因为每年我们毕业的大学生基本是很多国家全部的人口，所以中国不仅仅是具有低素质的劳动力，而且有中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中高素质的劳动力在不断提高，说明中国由于富源广阔，人口众多，所以不论是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应该是多层次看中国，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我觉得中国会逐渐从产业链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们不要担心，中国始终出在价值链的低端，我们正在走向中端和高端，现在产品不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纺织产品，还有机电产品，说明我们产业链的位置发挥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有发展的趋势，动态的趋势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龙永图:第二个问题解决农村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向把农民转移出去，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一夜之间把农民转移出去，在转移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就是我们的农村，因为我们农村转移进程不会是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所以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转移人口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的大后方就是我们的农村，就是我们社会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在国外经常发表演讲，他们问我们，为什么在大的城镇化过程当中没有出现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贫民窟，在大城市周围就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这个贫民窟就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我们中国实行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土地不能买卖”即便他们到城市做农民工，乡村的土地还是属于他的，一旦在城市丢掉自己的工作，最初的出路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这样就为每一个农民买了最后一份保险，所以为什么我们再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在强调农民向城市大转移时，要同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强调建设广大农民工的大后方，使他们进有进路，退有退路，进变成新市民，退因为某些不同的原因不得不重新返回他们本乡本土，所以至少他有一块土地可以耕种，至少有一个安乐的港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城市化大转移现在形成一个比较完备配套的政策。

　　至于消费我认为内需一个是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第二个就是每年在城市里面所出现的一千万个新市民，这是中产阶级和新市民对消费不断扩大，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形成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发展最重要的原动力，因为大家知道搞市场经济也好，搞企业也好，我们首先问到一个问题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需求推动着经济，我们找到这两个需求，我们找到这两个原动力就可以非常自信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内需可以再成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主持人杜猛: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龙永图秘书长！(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进入第一篇，由德中建筑协会副主席、五合国际(WERKHART)集团副总经理卢求，发表主题“国际滨海城市规划和开发方面的新的发展动向和趋势”，掌声欢迎！
　　卢求: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午好！

　　下面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国际滨海城市规划开发一些新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刚才龙秘书长所提到滨海城市已成为从国际范围内经济发展一个集中的一个区域，从国际发展上的动向来看，有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一从城市功能布局方面，更加注重向纵深发展，不光是关注沿海城市本身或者是沿海地段，更重视从城市结构布局，有纵深的发展空间。

　　第二，城市基础建设设施突出滨海城市的特点。包括从产业经济的建立并不是第一项，并不是创造新的GDP，而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发展后续，解决就业，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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